拥有102年历史的首钢，是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的缩影。一茬又一茬人来了又去，钢铁行业的地位和前景也在大时代中起落浮沉，但首钢还在。
4月12日，北京西边的石景山首钢园家属区，87岁的原首钢地质勘查院原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刁永孝正在撰写回忆录。他先对着微信口述，再把语音转文字，最后转到电脑上。他这一辈子贡献给了首钢，他要把这些青春和荣誉记录下来。
同日，42岁的北京人刘春鸣坐着首钢京唐公司的大巴，从北京国贸前往唐山曹妃甸上班。220公里之外的曹妃甸是首钢京唐公司即新首钢的所在地。
刘春鸣已经习惯了干五天休三天的倒班制。在那场为时5年的首钢大搬迁中，虽然有种种不舍和返家的不便，技术工种决定了他只能从事钢铁行业，而京唐的工资待遇在钢铁行业里算不错的。
刁永孝和刘春鸣都是二十出头就进了首钢，将自己的青春韶华留在这里。拥有102年历史的首钢，也是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缩影。
他们说，一茬又一茬人来了又去，钢铁行业的地位和前景也在大时代中起落浮沉，但首钢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短暂的发展时机。彼时，轻工业发展需要机械设备，洋货不能够满足供应，刺激了国内机械制造的兴起。铁价陡涨，作为战略物资的钢铁供不应求。
中国当时唯一的钢铁企业——汉冶萍公司一转多年亏损局面，在一战期间连年赢利。在一战期间成立的上海和兴铁厂，“开炉后三阅月已将所投资本完全收回”。
正巧，在原察哈尔省龙关县的辛窑、三岔口一带，当地居民最先发现了铁矿，他们常常拿着露出地面的赭石做染料。
在原察哈尔省龙关县的辛窑、三岔口一带，当地居民发现了铁矿。/Pexels
1914年9月，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从丹麦矿业工程师麦西生（F.C.Mathisen）处得知龙关有铁矿的消息，派其助手与麦西生赴龙关勘查，在辛窑发现大矿区。
近五年后，北洋军阀派系经过博弈，终于决定成立一个官商合办的铁矿公司。这也是中国工业人实业救国的一次机会。
巴黎和会召开后两个多月，1919年3月29日，北平的龙烟铁矿公司召开了首次股东会及董事会成立大会，额定资本为500万元银洋，由官商合办，采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体制。
龙烟铁矿公司下辖六个矿区，规划先建一个年产8万吨的炼铁厂，再建一个年产6万桶水泥的水泥厂，最后建一个年产6万吨的钢厂。
出于满足宽敞高燥、煤和水适宜敷用、运输便利和战时安全四项原则，督办陆宗舆选择北京西边的石景山作为龙烟公司的炼铁厂，于1919年6月开工建设一号高炉。这就是首钢的前身。
此后，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石景山炼铁厂开开停停、几经更名，1945年11月，更名为石景山钢铁厂。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30年间，石景山钢铁厂仅出产了30.4万吨铁。
1949年4月—6月，石景山钢铁厂尝试恢复生产，工人们用了1年零4个月学习技术。
首钢获得明显的发展，是在1958年。这一年，更名为“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老首钢用14天建成了小转炉炼钢车间，区别于以往的有铁无钢，首钢正式产钢。
23岁的地勘人刁永孝，1957年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华北地质勘探分局503队。
祖籍山东的刁永孝，1934年出生于辽宁鞍山，那时，东三省还在伪满洲国治下。在
岫岩县读书成绩优异的刁永孝后来考入隶属于新中国冶金工业部的长春地质专科学校（现被并入吉林大学）。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为了改变首钢“有铁无矿”的历史，在1958年将503队建制划归首钢。
首钢作为新中国从事钢铁生产的大规模的公司，钢铁生产先天不足，高炉“吃”的矿石要从山东、宣化、海南岛运送，光运费就占炼铁成本的百分之七十。公司迫切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矿山。
刁永孝服从分配，带着小铁锤和吸铁石，踏遍燕山和太行山，为首钢勘矿，历经邢台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延庆山体滑坡、迁安小关发大水这些大小地质灾害。
他常常拿着三个帆布片在野外树一个井，往里钻，取出来的石头，敲碎了在显微镜下作镜像，看含铁量有多少；再将四个角打通，看矿石储量是多少。
这种屡次遇险的不着家生活过了近30年。刁永孝回忆到，担心遇到泥石流，地勘队员都把吉普车拴在树上。上世纪60年代，在迁安探矿的一个夜晚，正在睡觉的人们遭遇突发泥石流，无处可逃的刁永孝爬上了房顶。结果草棚做的房顶也塌了，幸亏一个老乡给了他一根绳子捆在腰上，保住性命。
他对《新周刊》记者忆及，长年累月生活在大山里，夜晚与星月相望，与野兽为友。
他想起他的队友何永祯与谢坤一。1955年初春飞雪，24岁的何永祯来到迁安一个偏僻的山村—前裴庄，发现了北起水厂、南至杏山的铁矿石。
“几十斤重的样品袋挂在脖子上，一口气走三十多里山道返回驻地，接着抡起锤子破碎岩样，又将几十斤重的样品箱架在驴背上，驮到七十里处的滦县火车站，送到天津华北分局化验室。”刁永孝对谢坤一66年前工作的样子仍记得清清楚楚。
1963年初春，国家组织冶金工业部、地质部联合地质勘探华北第一大铁矿—水厂铁矿。
2021年，水厂铁矿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它也是中国钢铁行业十分重要的一座矿山。/Unsplash
“共40部钻机布在矿体上，20响开山修路的排子炮掀开了坚厚的岩层。”刁永孝说。作为技术员，他日夜守在钻机旁，摸索钻进工艺技术参数，推广钢粒代替铁沙钻进取得成功，创出钻探858米的台月效率。
“这在当时，是全国钻探生产台效第一。”刁永孝对《新周刊》记者说。他撰写了《钢粒钻进实验报告》，发表在《全国探矿科学技术论文集》上。他清楚地记得，1964年在全国探矿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宣读论文的情形。
这20年间，首钢先后建成国内第一座氧气侧转吹炉、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名字也从“石景山钢铁公司”变为“首都钢铁公司”。
这段时间，工人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和工业振兴者，具有极高的地位。首钢作为北京的工业长子、首钢人作为首都的工人代表，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以及后续重要的国家庆典，更是打骨子里自豪。
上世纪80年代初，刁永孝结束了野外勘探工作，回到首钢大院，任职首钢冶金地质勘查院党委宣传部部长。他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首钢实行承包制经营（1979年—1995年）的时代。
鉴于国有钢铁企业亏损、赔钱，国家决定让首钢开个试点：不再给首钢拨钱，让企业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承包制，给企业利润留成，看企业是否能自己滚动发展起来，在国企中来管理创新。
首钢自1981年实施全员承包制经营，企业留利按6:2:2的比例自主分配，以2.7亿元为基数，利润每年递增7.2%上交国家，15年不变，企业计划内产品有15%的自销权。
1978年—1994年，首钢的钢产量从179万吨增加到824万吨，增长3.6倍；出售的收益从14.43亿元增加到270亿元，增长17.7倍；实现利润从3亿元增加到52亿元，增长16.3倍；资产总额从16.89亿元增加到325.77亿元，增长18.29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刁永孝在《中国冶金报》刊发文章，率先报道了首钢在承包经营制下赢利。
1992年5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视察首钢，肯定了首钢的改革经验，首钢进一步获得投资立项权、外贸自主权、资金融通权。这为首钢后来的上市和集团多元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刁永孝有4个儿子。他觉得必须有后人继承钢铁事业，1988年，不到20岁的小儿子刁力从首钢工学院毕业，接班进入首钢。
进首钢第一年是实习期，刁力跟着炼铁师傅在铁区，穿着厚厚的卡其布防护服、戴着面具，去翻车车间卸矿粉，头发、指甲里的黑色粉尘拿刷子洗都洗不掉，全身只有两个鼻孔出气的人中两旁是正常肤色。站在1600摄氏度的铁水面前，夏天热得快要融化，冬天更难受，前面烤得热死，后身冻得冰凉。
进厂时，刁力定级的月薪是126元。他觉得生活有了大改善，是在1994年前后。
此前，生活在首钢大院，父母是首钢的双职工，虽然有企业供给牛奶、有粮票肉票够生活，但由于家里有4个男孩，刁力总觉得不够吃，也没法买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只能捡哥哥们的旧衣穿。一家六口挤在首钢大院里44平方米的房子中，每次发肉票按人头买肉，母亲总是叮嘱刁力多买肥的，炒出来的油留着做菜用。
1994年，刁永孝一家搬了家，挪到66平方米的六楼。大儿子、二儿子离开了家，这一年，刁家添置了一个长征牌半导体收音机，分期付款买了一个电风扇，以及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辆带两个弹簧可以装货的永久牌自行车，还有一块苏联的卡玛牌手表。
刁力的月工资涨到了300多元。一发工资，他就给自己添置了港片中流行的白色旅游鞋和牛仔裤，又从复兴门走到西单，去老西单北大街的羽毛球用品专用店花49元买了一副需要单独上线的铝合金羽毛球球拍，像买到高尔夫球杆般激动。
老首钢的人们对《新周刊》记者说，以前，石景山这边就是个大坑，骑自行车到公主坟那儿看见大圆盘，才叫进北京城了。
1982年的电影《赤橙黄绿青蓝紫》里有老首钢的镜头：拍到了两个方柱子，每个方柱上挂了一块表，记录着谁迟到了。
每天上下班时间，首钢园就出现了万辆自行车奔腾出行的壮观场面。这一段时期的厂房多是些平房，有些下雨还漏雨。
老首钢人回忆说，平房变楼房，很多高楼是1994年前后盖起来的。出去开会，面上也倍儿有光，业界都称自己“首钢老大哥”。
“首钢老大哥”不是白叫的，实力摆在那。16年间，首钢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造。2号高炉综合采用37项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在国内最早采用高炉喷吹煤技术，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高炉。首钢购买国外二手设备做技术改造，先后建设了第二炼钢厂、第三炼钢厂、第二线材厂、第三线万立方米制氧机、自备电站等一批重点项目，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1994年，首钢的钢铁产量为824万吨，位居全国第一，为北京贡献了全市1/4的税收。这是首钢的高光时刻。
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后，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完成了从双轨价格向单一市场行情报价体制的过渡。钢厂里，计划销售价格是每吨钢材1800元，市场价则是4000元。价格放开后，按照市场价格销售的钢厂，被称作“印钞机”。彼时的钢厂销售，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1995年，首钢结束了承包制经营试点。1996年，首钢变为首钢集团，由单一法人企业高度集中体制向多法人母子公司的管理体制转变。1999年，首钢股份在深交所上市。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首钢的命运，即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包括刁力在内的首钢人的命运，也将发生变化。
为了奥运环保，甚至爆发了“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激烈争议。最终，首钢要挪出北京。
2003年，首钢服从国家奥运战略，先期建设首秦基地、河北迁钢，为搬迁做准备。
这一年，刁永孝已经退休两年。老人一遍遍地寻找搬家时丢失的报纸和他精心贴了标签分门别类的矿石，这些是他在首钢工作的记录和荣誉。刁力则开始琢磨着，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2008年前，首钢进行了搬迁工作，六万余人得到分流安置。/纪录片《首钢大搬迁》截图
千禧年之后，刁力的月薪为1000多元。北京兴起了开车潮，那时候出租车司机赚得都比钢厂员工多。还有个产业刚刚露头，后来成为与制造业工业这些第二产业分庭抗礼、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利税大户——互联网产业。
在服务奥运和产业体系调整的进程中，曾经代表工业文明的符号，注定要从城市上空彻底消失。
2005年6月30日上午8时，最后一道铁流流过，首钢5号高炉正式停产，光荣退役。许多首钢的老人、5号高炉的老炉长们，满眼泪花地赶来见“老朋友”最后一面。至此，首钢在北京的涉钢系统，全部停止作业。
首钢搬迁，最重要的是人怎么安置。2007年，据新华社报道，首钢在全国各地共有13.4万名职工，北京地区有8.3万人，需分流6.47万人。
分流的6万余名职工，有四个选择：一是钢铁企业；二是首钢自己的非钢产业；三是围绕曹妃甸等新钢铁基地的服务行业；四是首钢搬迁后在原址上发展的创意产业和服务产业。此外，职工也可以自主就业。
其中，非钢企业是分流的主渠道。首钢在北京地区的非钢企业有近100家，占首钢业务的半壁江山，这一些企业涉及建筑施工、设计、电子、房地产等。
从事钢铁主业的人，则开始了为时5年的大搬迁，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他们有三个选择：去2003年在秦皇岛成立的首秦公司、2004年建成的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或者2007年新建的位于唐山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
刁力没选去河北。他还是倾向于在一线年的首钢。不过，他并没有离开老本行，依然从事钢铁行业。
与京唐公司有十余年业务往来的唐山人张新对《新周刊》记者说，有1.6万人分流到了曹妃甸。
刘春鸣想得开。“技术工种决定了我只能留在钢铁企业，让别的我也不会。”
“最早我选择去首秦公司。去那儿的话，给双月薪。现在首秦的产能置换到曹妃甸了，都搬过来了。”刘春鸣说，“迁安我也没赶上，因为北京的老厂还有活儿，还得干活儿。”
“迁安可是北京的一块飞地。”刘春鸣有哥们儿去了这个离北京195公里的小城市。“那儿可不是河北，那儿是北京，户籍和待遇都按北京的走。你要说迁安是河北，他们跟你急。”
2007年，滨临渤海、位于唐山东南隅的曹妃甸，吹沙造地20平方公里，以承接首钢涉钢系统转移。20平方公里的面积，完全是一个新城市。
刘春鸣坐着大巴车，和北京的同事们一起来到曹妃甸——他们习惯性地称为“上岛”。
“来的头两年还在建厂，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工作就是看厂房、扫沙子。”刘春鸣说，首钢包下了旁边唐海县五层楼高的九洲宾馆，第一批拓荒者就住在这里，四人一间。
位于曹妃甸区的九洲宾馆曾是第一批首钢搬迁者的“据点”。/Unsplash
唐海静寂的街道，停着一排排首钢班车。“我们拉动了这里的消费。”刘春鸣笑道，半年后，这里的菜价都涨了。
每16天是一个班次，上12天班，回京4天。刘春鸣记得，北京奥运会前后，正赶上北京修地铁、盖新楼盘，变化特别大，在“岛上”待12天回去，到家门口都认不出了。
现在，拥有1万多名员工的京唐公司，只有不到1/3的京籍员工。“有的退休了，有的走了。”刘春鸣说。
现在，刘春明他们实行8天工作制，干5天休3天，大概有一天时间花在来回北京的路上。
曾经往返北京需要一天时间，现在坐高铁往返只需要三个小时。/Unsplash
“学科专业性太强，毕业了只能来钢厂。”陈小明说，他考察过津冀的钢厂，京唐的工资待遇最高，月薪至少比其他钢厂多2000元。
“京唐不好进的，工资水平在唐山钢铁行业是最高的。”张新说，“除了早期倒矿发家的，唐山市收入最高的是金融行业，员工月入1万余元。京唐的工资水平很高，一线工人基本工资就有七八千，税前收入能达到1.2万元左右。”
陈小明估算了一下，京籍的同事补贴比非京籍的要高，每月补贴约2000元，非京籍的则为800元。
京唐公司的投建，不只给唐山贡献了利税，还带来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当年大搬迁，首钢不只砸下677亿元巨资新建曹妃甸京唐公司，还带来了20多个协作单位，包括北京首宝核力设备技术有限公司、首钢长白机械厂、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等，自建发电厂、海水淡化工厂，涉及2.4万人就业。
首钢大搬迁也导致了曾经的钢铁设备大量报废，不能再接着使用。/Unsplash
“首钢大搬迁，当时让人捏一把汗。”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评价道，大型钢铁企业停产一天，意味着千万元级别的亏损。
“首钢大搬迁是人类工业历史上都少有的，首钢是行业里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位人士称，这种“先停后建”的断血式搬迁，为后续的钢铁企业搬迁提供了借鉴。现在钢厂搬迁，都是先建新产线，再停老产线。
所幸，由于临港，京唐公司的运输成本很低；再加上早在1992年就收购了秘鲁矿山，原料掌握在自己手中，京唐公司用了5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在2014年赢利1.23亿元。
张新说，1997年—2000年，唐山钢铁行业火爆到下游客户排队等着钢厂的师傅下班，要请他们吃饭，想让他们多生产钢材。这正是房地产商业化、铁路营业里程从6万公里向7万公里迈进的时期，用钢需求量大增。
有热就有冷。2015年年初，全球大宗商品的价值暴跌，中国的钢材市场价格亦未能幸免，跌至谷底。陈小明记得，那时每个月只发4000多元，他正打算离职，咬牙等了一段时间，年底钢材市场价格回升，效益才逐渐好起来。
今年第一季度，京唐公司创下史上最好收益。尤其是中国外贸率先恢复，集装箱板需求旺盛，供不应求。
“这地方有点偏僻，除了工厂没有别的设施，年轻人还是会忍不住到大城市去。”陈小明说，在京唐的同事也在为下一代做打算，他看到有一些同事在天津买房，为孩子以后在天津上学做准备。
刘春鸣则特别怀念以前老首钢时代的师徒制。“进厂子不干别的，先给师傅点烟奉茶。师傅对我们特别好，跟自己儿子似的，手把手教，逢年过节都想着我们，帮我们争各种先进。”
现在，自动化生产和技术创新，已经不需要老师傅们“火眼金睛”看火候的手艺了，年轻人们看着操作说明就能摸索着上道。“人情味也就淡了很多。”刘春鸣感慨道。
他们熟悉的那个有着浓郁中国建筑风格的铁红色首钢东大门、那些曾经打破北京城市天际线的耸立的高炉和烟囱、浓缩北京繁华工业时代的老首钢，则变脸为城市复兴新地标。
